以2005年11月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为标志，从那时起，环保这一权力就处在国民关注的焦虑与困惑之中；从那时起，国家环保权力就一次又一次处于“风暴眼”之中，国家环保总局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环保风暴”，总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后陷入无力的泥沼。
昨日，2007年环境绿皮书——《2006年：中国环境的转型和博弈》发布，视2006为中国环保的“新政元年”，绿皮书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意识到，环保是今天中国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要使污染物排放量呈下降趋势确有难度。”
与一次又一次几近于亢奋的“风暴”对照，如此告白，有如“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悲壮，让人感慨系之。中国的环保力量，在理想主义的寄予中，与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碰撞，以不能妥协的姿态作不了了之的妥协，正是转型期内深层的体制悲剧。为配合与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环保急需在新的发展阶段转型并先行，这将表现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权力博弈。
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后，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此被解职。国家环保总局以环境安全大检查、挂牌督办、限期整改、绿色GDP核算等多种方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环保风暴”。至2007年1月，国家环保总局动用区域限批，对4个市和4个电力集团的建设项目全部停批、限批，据称这是环保总局成立30年来所使用的最“狠”的手段，“再往上，就该追究行政责任了，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语)但就是这最“狠”的手段，与其所得相比——在82个严重环境违法的项目中，至今仍有11个项目对环保执法置若罔闻，禁而不停——仍然只能陷入深沉的无力感中。
环保何其不幸，要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成为斗士，还要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作普罗米修斯盗火般的先行。而这个普罗米修斯却不得不宣称：“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环保不会有明显起色，环保法律虽然多，但多停留在理想主义阶段，惩罚权十分有限。”与此相对应的，“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正在和错误的政绩观一起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旧有的发展模式在未得以彻底转型之前，并不给新的反制力量一丝缝隙。
今年两会，对于环保的思考已从单纯的部门执法上升到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尽管去年中国的GDP增长达10.7%，但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仍然指出去年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过大、过度消耗资源。而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修改完善我国环保法、建立环境诉讼和司法审查制度等诸多提议，在两会上亦呼声颇高。
环保执法之所以成为“风暴”，是在非正常的环境形势下，以非正常的手段欲求正当的效果而不得，此恰恰说明环保是一个没力量的孩子。非正常的“风暴”抢眼，说明的正是制度基础的下沉。当环保表现为一个部门与整个体制的权力博弈时，我们也许能从“风暴”的观看中获得一时的快感，但此种博弈，无疑是对环保力量的浪费。环保真正的战斗，应该是在被赋予充分的权力后，促进和监督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转变。
我们期待，环保能从“风暴”中转身，以坚实的力量走入日常与平常。此种转身，首先依赖于体制的改变与法律的完善，以此切实地完成权力格局改变，再进一步促进利益格局的改变，使之朝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走去。（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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