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源稀缺，尤其是能源。据统计，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1%、4%和54%。相对而言，煤炭略多，注定了我国的一次能源结构只能以煤为主。

 

　　长期以来，我国资源产业的发展一直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单向直线模式。与之相对应的，煤炭企业的发展模式则是“快速建矿(井)、强力开采、废物排放”。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虽然为人类提供了所需能源，奠定了经济高速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也存在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煤炭企业传统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

 

　　1、资源浪费由于缺乏长远的规划管理，不重视资源勘探力度的提高，没有建立科学的储量管理体系，导致了煤炭企业片面追求产量和经济效益，挑肥捡瘦，采厚弃薄，破坏了煤炭资源的整体可采性。据统计，我国煤炭资源综合回收率平均为30%—40%，严重浪费了资源，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我国能源紧张局面的进一步加剧。

 

　　2、资源利用率低我国主要耗能设备(尤其是燃煤热机)设计效率平均低于国外先进水平8%左右，系统运行效率低于国外先进水平25%左右，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比气候条件接近的发达国家高1.5倍。所以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0%以上，煤炭资源的利用率极其低下。

 

　　3、环境污染煤炭企业的环境污染源(废弃物)主要有污水和矸石，一为流体一为固体。一般而言，煤矿矸石的排放量占其煤炭产量的10%—15%，污水排放量视其矿井涌水量大小不等。污水排入江河会污染水系，流入田野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土地板结，影响农作物生长。矸石的污染方式主要是晴天扬尘和雨天淋水(次生污水)。

 

　　4、生态失衡煤炭企业周边环境的生态失衡主要是开采引起的地表塌陷所至。地下强力开采，导致了地表的深度塌陷。过去，煤矿的惟一任务就是采煤，其他都不考虑。所谓塌陷治理，仅指对当地农民住房或其他建筑物破坏的赔偿，或就地加固，或异地新建，谓之“迁赔”。而对塌陷造成的河流干涸、植被枯死、生物链破坏等深层次问题缺乏综合治理，久而久之，造成生态失衡。我国多数煤炭城市因煤而建，先有煤后有城，先建矿后建市，随着资源枯竭，往往是煤尽城衰。这样的悲剧不乏其例。

 

　　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煤炭企业传统的单向直线发展模式的弊端，特别是逐步暴露出的深层次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甚至专家和政府官员的关注。特别是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费，废弃物利用和社会消费等环节，加快推进资源利用和循环利用”，更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循环经济模式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和与环境友好相处的方式，在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下，重构经济体系，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过程，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高效回收为特征的生态经济发展形态。循环经济要求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模式，将经济活动高效有序地组织成一个“资源开发———资源利用———资源再生”近乎封闭型物质能量循环的流程，保持经济增长总体的低消耗、高质量、低废弃，从而将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

 

　　因此，要想实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想避免煤尽城衰的悲剧发生，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和要解决的问题

 

　　在煤炭企业，一提到发展循环经济，首先就会谈到拉长产业链，诸如搞“煤———电———铝”或者搞“煤———电———建材”等等。似乎煤炭企业自己把开采出的煤变成电、铝、建材就实现了循环经济。固然，拉长产业链与发展循环经济并不相悖，但笔者认为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更应该从全社会的角度从根本上考虑，结合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等制约因素来拓宽思路并解决问题。

 

　　1、加强总体规划，合理配置资源，完善监管体系，实现有序开采

 

　　目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资源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能源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对煤炭资源的后备储量，引发了新一轮的探矿权和守矿权的争夺大战。拥有资源的地方政府囤积居奇，乱抛绣球，与煤炭生产企业多方接触，讨价还价；众多的煤炭生产企业则抱着“有枣没枣打两杆子再说”的侥幸心理四处出击，没头苍蝇一样东奔西撞。有人形象地将其比喻为“春秋战国”或“圈地运动”。就笔者所知，确有山东、河南等众多煤炭企业在贵州、宁夏等西部地区建了新井。据说有的企业还将触角伸到了海外，如澳大利亚和印尼等国。海外的事暂且不提，笔者认为，像我们这样资源贫乏的大国，一定要吸取过去“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教训，对煤炭资源的后备储量，从技术上、经济上综合论证，强化整体规划，合理配置资源，实现有序开采。即使对于现有生产矿井，也要加强储备监管，千方百计提高回收率，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但是，在强大的利益驱使下，单靠煤炭工业协会能担此重任吗？单靠国务院能源领导小组能管得如此具体吗？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尚且设有能源委员会这样的专门机构，我国是否也应该恢复或成立相应的机构，统一协调管理煤炭企业呢？

 

　　2、发展洁净煤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

 

　　在过去粗放型开采模式下，多数煤矿仅提供单一产品———原煤。无论对什么样的用户、什么性能的热机，以不变应万变。所以，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一方面应改进热机效能，提高热力管网效率；另一方面则要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发展洗煤、配煤和型煤技术；有条件的，还要逐步实施煤炭液化、气化工程，提高煤炭加工程度，增加产品品种，满足不同类型的用户要求，为资源的充分利用提供基础条件。

 

　　此外，政府一定要打破部门界限，鼓励实行相关产业联营，建立安全稳定的产业链，推进集团化经营。

 

　　3、资源综合开发与环境保护对于煤矿的主要废弃物矸石与污水，应更新观念，拓宽思路，综合开发，变废为宝，纳入经济循环圈。以笔者所在的鹤煤集团为例，8对生产矿井，每小时产生3760立方米污水，(均来自井下灰岩，原始水质良好)几乎未经处理全部排放，污染环境不说，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我国北方，实在浪费得令人心痛。经论证，我们启动了一个矿井水综合利用项目，处理后的洁净水可供一座年产135MW的热电厂利用。

 

　　矿井排放的矸石可分两类：一类为洗矸，即洗选厂的废弃物之一，有大约3500—4500大卡的低热值发热量：另一类为岩巷矸石，即在岩巷掘进过程中排出的矸石，不可烧。前者可作为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的原料，后者利用较难，目前主要的利用方向是矸石烧结砖。开发矸石砖在技术层面已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获得政策支持。因为在造价上略高于粘土砖，所以需要政府在税收上给予倾斜。目前，国内部分地市从环保特别是保护耕地考虑，已明令禁止使用粘土砖，这种做法应强行推广。另外，笔者去年到澳大利亚考察，注意到一种很有意义的做法：2000年奥运会前，悉尼市政府为了改善环境，打造绿色奥运，将暂时无法处理的垃圾山用类似足球场的草皮包起来，饰以曲径、凉亭、石几，变成了休闲去处。国内煤矸石特别是老矿井目前都有一处甚至多处矸石山，若暂时无法利用，倒可效仿此法，一则可减少扬尘淋水，二则将其保护下来留待后人开发。

 

　　此外，矿井在开采的同时(而不是开采结束)，一定要注意对沉陷区的综合治理。国家出台政策，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保护生态平衡，维系绿色家园。

 

　　4、构建长效管理机制，确保煤矿安全

 

　　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矿区，构建和谐社会。所以，不能不提及煤矿的安全问题。目前，我国煤矿的百万吨死亡率平均为3.2左右，大大高于世界其他主要产煤国。比如美国为0.04，南非为0.13，印度为0.42等。特别是去年10月份以来，先后发生了郑煤集团大平煤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矿和阜新矿业集团海州立井三起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引发了业内人士对煤矿安全管理体制的深度反思。

 

　　1998年，原煤炭部撤销，94家统配矿务局全部下放给各地省政府。与此同时，国家成立了煤矿安全监察局，并在各产煤省垂直设立了相应的煤矿安监局，在主要产煤地市派出了办事处。由原来的对煤矿安全工作以管理指导为主改为以执法监察为主，据说是模仿了美国的先进模式。然而，这样的体制并没有使煤矿安全形势根本好转，重大恶性事故反而接连不断甚至呈上升趋势，不能不让人深思。笔者认为，这样的体制起码有两个弊端。其一，各级安监局均在原煤炭管理部门的基础上“脱胎”而成：煤炭部的人进了国家局，煤炭厅的人进了省级局，矿务局的人进了办事处，均与煤炭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能保证独立有效的执法？其二，对大型国有煤矿而言，出资人是政府；而安监局又是政府的职能机构，一家人内部又如何能保证独立有效地执法？所以，笔者认为，针对当前的国情，尤其是国有煤矿企业，在技术、装备人员素质都相对低下的情况下，煤矿安全的仍应以管理指导为主。至于执法，那是司法部门的事。再回到前面的问题上，就煤矿安全而言，是否也有必要恢复或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专业性地统筹管理呢？